杨镰:《外交官夫人与喀什噶尔情结》代序

http://www.tianshannet.com 天山网  2009年06月23日 18:32:15  我来说两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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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已经注意到,关注西部,关注百年的西域探险史,是当前读书界的一个特殊的阅读倾向。这想必是与20—21世纪之交“丝绸之路热”持续升温,“开发大西北”势在必行,中外学界率先向中国西部倾斜,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目前就在我的案头放着两部即将收入“西域探险考察大系”的书稿,一部是王卫平译的凯瑟琳·马嘎特尼所著《一个外交官夫人对喀什噶尔的回忆》;另一部是崔延虎译的戴安娜·西普顿所著《古老的土地》。两位作者都是英国外交官的夫人。

我只用三四天就读完了这两本写喀什噶尔的书,但用了几倍以上的时间来梳理自己的阅读感受。喀什噶尔对我绝非陌生。我并不在意它们包含了多少有关喀什噶尔的前所未闻的轶事,也不在意它们牵动了多少怀旧的契机。因为这两本书提供了重新审视青春岁月的另一副眼界和心境,所以它们能够“超越”喀什噶尔,面对更广泛的读者。

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在相当多的人的心目中,中亚的喀什噶尔是神秘诱人的、难以理解又难于抵达的异域城邦。它是塔里木地区向西的门户,也是塔里木的行政中心。

19世纪世界历史的一件大事,就是大英帝国迫使南亚古国印度成为自己的殖民地,正因为如此,1840年的中英鸦片战争才被强加到中国的头上。而就在与此同时,另一个处于扩张时期的欧亚强国——俄罗斯帝国据有了中亚西突厥斯坦,并进一步南下。英俄竟然对峙在帕米尔高原。本土原本与中国相隔数万里的英国和俄国,都成了在衰退时期的大清帝国的西邻,无时不在刺探由绿洲、大漠和群山组成的中国新疆的一举一动。英俄在帕米尔的抗衡,使那个高山之国——阿富汗历尽了劫难,直到本世纪七八十年代,苏联和美国的新一轮抗衡,再次置阿富汗于水深火热之中,实际上成了上一个世纪那场未分胜负的英俄角逐的继续。

19世纪后半期,安集延的冒险家阿古柏伯克掩入新疆塔里木地区,似乎使英俄对中亚政治结构的认识更为肤浅,更为表面化。而阿古柏伯克的十余年统治,只给历史留下了倒行逆施的一笔:在近代史时期来临时,把喀什噶尔和新疆拉回到黑暗的中世纪。随着阿古柏伯克政权的解体,新疆的探险考察时期就到来了。

那些想更多地了解新疆,弄明白阿古柏伯克对于中亚历史到底意味着什么的“不安分”的人们,或是从英属印度穿越克什米尔的高山峡谷,经拉达克、洪扎、坎巨提(乾竺特)等土邦,经受大小“头疼山”的折磨;或是自俄领中亚攀登一个个大坂,以倒毙的驼马为路标,与过往的商队结伴同行。这往往要走几个月,甚至是一生。喀喇昆仑、因地拉科里、红其拉甫、乌孜别里、图尔噶特,这一系列的山口(口岸),既是他们的人生高标,也是他们命中注定的劫难。一旦他们走出了“生命的禁区”,突破了帕米尔群山和喀喇昆仑峰峦的羁绊,就抵达了回到红尘的第一个通衢大邑——喀什噶尔。

在喀什噶尔,他们又置身于熙熙攘攘的集市,又过起平庸的正常人的生活。红男绿女,鹤发童颜,既让人不免要回忆家乡亲人,又使人感到这其实已是另世为人了,是在提前“消费”下一届生命。在喀什噶尔,生活仿佛停滞不前,时间冷冻了起来,岁月所起的作用,似乎不再是只能催白鬓发,添置皱纹,而为人们提供了尝试过“中世纪”的生活,追溯历史往事的机会。

有人曾把上海比作“冒险家的乐园”;中国中亚的喀什噶尔则是探险家的梦寐以求的桃花源,不满足于蝇头小利的商贾的“香格里拉”。

人们来了,又走了。靠他们的语言与文字,或是浓缩,或是冲淡;或是盲人摸象,或是各取所需;或是抽象概括,或是演义铺陈,把“喀什噶尔印象”介绍给每一个关心它的人们。而留在自己心中的则是足以伴随终生的记忆,这记忆有“特异功能”,有的内容会逐日加深,有的内容能无形消减,最终升华为一种特殊的情结——喀什噶尔的情结。

这两本书的故事,肇源于上个世纪末。

1890年12月,一个风尘仆仆的瑞典青年斯文·赫定抵达了喀什噶尔。他只是因考察过波斯(即今伊朗)和俄领中亚而小有名气,而在这闭塞守旧的喀什噶尔,根本没人知道、也没人在乎他是谁。当然,当地的“掰着手指就能数过来”的外国人的社交圈立即接纳了这个新来的年轻人。

斯文· 赫定抵达时,喀什噶尔外国人当中,最有影响的是俄国的总领事彼得罗夫斯基,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荷兰的传教士亨德里克,最危险的是波兰亡命徒伊格纳提耶夫。而赫定在亲自交往中则发现,和他最有共同语言的是英国职业军人杨哈斯班,最默契的却是一个英国青年马嘎特尼。

其实,仅就在喀什噶尔的经历,他们每个人都能写出一部生动曲折的大书来。彼得罗夫斯基曾任俄国国会的议员,赫定称他是“喀什噶尔最有势力的人”,当地的居民把他叫作“新察合台汗”[1] ,他的领事馆驻扎着一支由两名军官统带的、有45名哥萨克的精兵,这就足够在中亚的任何城市撤换或扶植一个代言人了。那个伦勃朗的同乡——荷兰的“传教士”亨德里克更是个谜中之谜。他全凭施舍在异乡喀什噶尔消磨了半生,全部的工作就是私自酿酒和对着空旷的四壁布道。就这样,他也能乐不思蜀。他肯定是在躲避着什么——很可能是在躲避自己的良心。而那个伊格纳提耶夫更是个人物。他高大魁梧,仪表堂堂,但却随时有一种无形的压力,只要他走进一个房间,屋里的人如果不是他的朋友,就会感到喘不上气来。他并不想掩饰自己的两个迥然不同——这要看你站在哪个角度——的身份:革命志士和杀人犯。他并不讳言自己曾在祖国杀了一个俄国牧师,因此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但他竟能受到俄国总领事的庇护!杨哈斯班出生在一个高级军官和中亚探险家的双重家庭,他一生也一直交替使用着这双重身分。他有一个在中国更知名的名字——中文名——荣赫鹏,而荣赫鹏其人在英国侵据西藏的战和过程的作用,那是另一本书的主题。马嘎特尼就更有意思了。他的中国名字叫马继业。1890年来喀什噶尔时,他仅24岁,几乎和赫定同岁[2] ,这就是他们互相比较容易了解的前提。他的父亲是英国来华的传教士,苏格兰人;他的母亲是中国人,出身于名门望族,只是因太平天国崛起带来的社会大移位,在年仅十几岁时,就嫁给了一个外国人。所以,马嘎特尼的母语就是汉语。10岁以前,他一直生活在中国的南京。直到他的英国父亲以中国——大清——驻英使馆的译员身份返回伦敦。这个奇特的家世给他带来了负面多于正面的复杂影响。

杨哈斯班曾多次到中国探险,哪怕喀什噶尔也不是初来乍到了。1886年的夏天,他就是在这个“苍蝇扎堆”的城市度过的。1890年的12月底,赫定在异乡最大的消遣,就是到杨哈斯班和马嘎特尼的住地去看望他们,他们就暂住在喀什噶尔城墙前面的“秦尼巴克”(含义是“中国花园”),那时他们并未赁屋而居,而是在开阔地上搭了一顶豪华的帐篷。赫定在自己的成名作《穿越亚洲》和自传《探险生涯——亚洲腹地旅行记》里,深情地记叙了自己与马嘎特尼等的交往,并说:“我在这两个和蔼可亲的英国人那里度过了许多值得回忆的夜晚。”

1891年1月,赫定就离此西返了;不久杨哈斯班也经帕米尔回到英属印度。只有那个英中混血的青年马嘎特尼—马继业留在了喀什噶尔。他是在杨哈斯班的力促下留守在这地角天涯的。他刚在喀什噶尔定居时,处处受到对手彼得罗夫斯基的挤兑,那时彼氏在喀什噶尔已驻守8年以上[3] ,是俄国沙皇钦命的驻喀什噶尔总领事,他根本就没把那个毛头小子看在眼里,甚至有过虽然每周都出席相同的社交集会,但可以在两年间不与马嘎特尼讲一句话的时候。更尴尬的是,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马嘎特尼的地位含糊不清,在最初的19年间,他的身份只是“英国驻克什米尔公使的中国事务特别助理”,1909年才是英国驻喀什噶尔的领事,1912年升格为总领事。就这样,他以今天也十分罕见的敬业精神,在喀什噶尔这个“世界上离海洋最远的地方”(斯文·赫定语)一驻就是28年!

关于马嘎特尼的的使命,有个著名的答问。1901年4月,英属印度政府问:“喀什噶尔有个英国领事或代表,可以给他发电报吗?”英国外交助理国务秘书答:“在喀什噶尔没有英国领事,只有驻克什米尔的公使的中国事务特别助理乔治·马嘎特尼先生在那里。如有急事与他联系,可以用三四天通过北京给他打电报。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先把电报打给北京太后陛下(指慈禧)的大臣,由他再通过中国的电报转达。这种情况不安全,因之很少采用。一般来说,应该通过克什米尔的公使传递。公使会将指示的内容电告吉尔吉特,然后由信使送到喀什噶尔交给马嘎特尼先生。但这大概得用两星期时间。”(引自米尔斯基《斯坦因传》第七章)而那时,马嘎特尼已在喀什噶尔的秦尼巴克代表英国的利益10年之久。也许大清帝国只是为了抵消俄国的影响,才容忍他的存在。

最初,马嘎特尼挽留被革除教籍的荷兰神父亨德里克同住在秦尼巴克。那时彼得罗夫斯基视亨德里克为骨鲠在喉,意欲将其赶出新疆。直到1898年,神父才不得不择屋另居。那一年,马嘎特尼获准赴英国本土度假。返回带来了新婚的妻子,秦尼巴克有了第一任女主人。这样,马嘎特尼夫妻就成了旋转舞台上的固定道具,在妻子的陪伴下,哪怕只是为了表示大英帝国在中亚的存在,马嘎特尼苦守这冷衙闲差,耗尽了自己的全部华年。凯瑟琳·波尔兰德[4] ,这位土生土长的、远嫁异域的英国“小家碧玉”,竟成了秦尼巴克——英国领事馆17年间生活的见证,并以细腻、温馨的笔调,写下了西域探险史的名作《一个外交官夫人对喀什噶尔的回忆》。

《一个外交官夫人对喀什噶尔的回忆》[5] 写于1931年。在这之前,也出版过其他的反映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馆生活的书,比如在1914年马嘎特尼一家回国度假时,接替总领事职位的赛克斯的妹妹伊拉,在1920年就出版了自己在喀什噶尔和塔里木生活的回忆《穿越中亚的沙漠与绿洲》。但与这些作品相比,才更显见出马嘎特尼夫人的回忆的不可替代。原因不言自明:这些作者当中除了她,还有谁曾在喀什噶尔生活过17年之久?

这本书是以踏上旅途开始,并以回到故乡作结。

可以说,刚开头读之或有点象19世纪英国的女作家们——如奥斯汀、勃朗特姐妹——小说的仿制品。但只要读上两页,就会发现女主角即不是简爱,也不是《傲慢与偏见》里班奈特太太的爱女吉恩。但我们可以推测,作者凯瑟琳·马嘎特尼一定是对上述人物相当熟悉的。好在她不是在写一部爱情小说。她需要作的只是把自己的真实感受原原本本地交待给读者。她的经历虽然绝不是一般妇女所能有的,可她的感受却非常容易引起共鸣。

由于她的旅途主要是穿越广袤的俄国和俄领中亚,全书最初就是在对这一路的描写上展示了独特的风格。与扩张的步伐相匹配的是俄罗斯的四通八达的驿站。在第一章和后面的章节里[6] ,凯瑟琳的略显迟滞的笔触只要一写到无边的长途,就变得洋洋洒洒、雄健有力起来。在她的笔下,我们读到了在原野疾驰的俄国邮车,机敏、矫健得象猎犬似的驿马,无处不在的俄式的大茶炊,中亚安集延直径6英尺的木车轮——纯是古代高车人的遗风;我们见识了俄国驿站快速有效率的换乘——这使人联想起普希金的小说,领略了由冰山融雪滋润的边境城市奥什[7] ……。然而真正使人感到震撼力量的,是她进入风雪肆虐的帕米尔的经历。

为了赶路,在越过铁列克大坂后凯瑟琳和丈夫一行成了一场冰洪之灾的目击者,紧接着就走进了一条酷寒的峡谷。在第十四章里,作者写道:

一路上到处躺着死马的尸体,还有奄奄一息的马,有些马只剩下了残肢……;这些马原来驮的货物就摆在尸体两边。附近空中,秃鹫盘旋着,等着我们走过,好再开始它们的令人可怖的争抢死马肉的战斗。

再往前走了一程,我们遇到了一幅可怕的惨景。我们的马先看到了这幅惨景,开始,它们的鼻子里发出了哼哼声,然后,躁动不安起来。接着,我们看到在前方不远的一条阴暗的山谷里,一个驮队,包括人和马,都被冻死在那里。马匹依然直立在地面上,但已冻得僵硬不堪地死去。他们可能是碰上了一场暴风雪才遭到这样的厄运。秃鹫们正爬在他们身上,津津有味地干着它们惯常的老勾当,把人骨和马骨上的肉叨得干干净净。我们慢慢地走过那些尸骨旁边,离开了那个确确实实的死亡之谷,把这个命运悲惨的驮队丢在了身后。

前一场灾难,驮夫们面临的是怎样的绝境,才使他们把“无言旅伴”和货物都弃诸路旁呢?而在后一场灾难中,行进在无尽的艰难旅途的整个驮队都成了一列残酷的“冰雕”,为敢于踏上这死亡之旅的后继者留下一座触目惊心的警示牌。这些场面,马嘎特尼一家想必终生都未曾忘怀,凯瑟琳把它写进了自己的回忆录里,也使读者对这条穿越帕米尔的古道有了形象的认识。读到这里,我不但对“凿空”这条孔道的先民们,也对每一个向喀喇昆仑和帕米尔之路挑战的人——尤其是妇女——充满敬佩之意。

当然,这本书的描写重点在喀什噶尔,它的主要成就也是体现在对喀什噶尔的回忆之上。

在本书的第八章,作者深情地回忆起于离家万里的地角天涯度过的第一个春天的种种印象。她象抒情诗一样地写道:“在喀什噶尔度过的第一个春天,对我来说可真是个意外。”随着冻土的复苏,河床的坚冰被春水涨裂。而在某个早起的清晨却突然发现,昨天黄昏还见不到一缕新绿,仅经过一个晚上竟已置身于绿树成荫的林带里了。几乎就在叶蕾舒展开的同时,杨花、柳絮已围绕着人们飞舞起来。“远处的果园里,传来一阵阵低沉的嗡嗡声。我来到果园想探个究竟,不料惊奇地看到那里已变成了一座仙境,鲜花怒放,花团锦簇。那低沉的嗡嗡声就是数不清的蜜蜂在花丛中飞来飞去采蜜时发出的。”此后,“每年春天,我们都聆听第一场青蛙音乐会,从来没有错过它给我们带来的惊喜,因为青蛙音乐会告诉我们,那单调乏味的漫长冬天终于过去了。”

在景物之外,作者更关注人,更留心她的邻人和过客,当然,首先是当地的妇女。第九章的结尾作者写道:

这一年年初一的早晨,按习惯已装束整齐的女主人凯瑟琳正和丈夫一起猜测:“谁会成为今年元旦我们的第一个来客?”然而,第一个客人竟是步履踉跄、大声哭喊“有人正在抓我,要杀了我”的疯子,这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乞丐。第二天,他无声无息地死在墓地的一座古墓旁。作者没有去发掘死者的身世和死因,仅以他这种独特的死,为异国他乡的神秘陌生作了绝妙的“注释”。接着,她又写出了另一个汉族老人的死。那是圣诞夜前后发生的事。

在秦尼巴克附近有个汉族人的公墓——“义园”,由一个面容枯槁的老人管理,有位当地的老妪和他生活在一起。一天,汉族老人死了,而那形销骨立的老妪就枯坐在他们房门前边,不吃不喝,不哭不闹,一动不动地坐了两天。又过了两天,凯瑟琳已经忘了这个老年失伴的妇女,但她的孩子们出去玩回到领事馆,告诉她,那个老妪仍以原有的姿势坐在城外的垃圾堆上,已经冻僵了,但好像还活着。那是一年当中最冷的日子,而且下着雪,没人能在室外过4个晚上还活得下来!凯瑟琳和丈夫提上马灯去找那个老妪。他们问话,她不回答;给她食物,她连眼皮都不眨一下。在她身旁都是过路者给她的食物和钱。她已经完全冻僵了。仅靠身下的马、驴、骆驼粪便提供的一点点微热[8],才没冻死。这本身就是个奇迹!

凯瑟琳向过路人询问,人们告诉她,老妪因点火烧着了那个汉族看墓老人的棺材,受到了老人同乡的惩罚,被赶出来,谁也不愿意收留。马嘎特尼夫妇把老妪抬回领事馆,安置在空着的拘禁室里。老妪居然活了过来,这时才发现,她混身烧得一塌糊涂。作者虽然没有深究——在凯瑟琳,这只是圣诞的善举——但我读到这里,就象回到了世纪初的古城,感受到了在封建和宗教的负重下喘息的苦难和毫无指望的日子。这个老妪显然是在守灵的寒夜点火取暖时不慎引燃了棺木。浸入骨髓的酷寒使她乱了方寸;暮年失伴的跌荡麻痹了她的神经。喀什噶尔的“卖火柴的女孩”用点燃自己,来暂时免于冻死。作者选择这个故事不一定有什么深意,但我们却从其中感受到了作者曾亲身经历过的氛围。

在《一个外交官夫人对喀什噶尔的回忆》一书中,一些看似不经意的描写,往往使读者产生了真切的共鸣。比如第十章写在旅途中,遇到了倾盆大雨,浑身湿透,寒意砭骨,他们不得不屈居一个湫隘的牛毛小店。这时一位维吾尔妇女端来了热茶,“端上来的这杯茶,在其他时侯我们绝不会喝,但现在却是那样令人高兴,因为端来茶的人真诚友好,笑容满面”。有什么能比发自内心的善意更能温暖在困境的人心呢?第五章写道,当作者被路上的水洼阻住时,一个清晨拾粪的枯瘦落拓的汉族老人主动地、恰如其分地帮她走过水洼,“他考虑得如此周到,而且这一切都作得极有风度,真使我感动不已。更使我感动的是,老人明白无误地表示,他做这件事不要感谢,也不要报酬”!这流落他乡的老人处境肯定不好,但他却没有失去作为人的尊严感。

我早就注意到,不知为什么每个到过那里的人,对喀什噶尔的声音都有一种不被时间消淡的印象。在初读贡纳尔·雅林的《重返喀什噶尔》[9]时就深深受到这一点的感染。可以说,凯瑟琳在第五章“喀什噶尔回城”中,最具特色,最有感染力的段落,就是对喀什噶尔城市之声的描写。读那细致、凝练的优美文句,仿佛又仰望着喀什噶尔的艾提尕清真寺,又徘徊于巴扎迂回的曲巷,又步入香妃陵庄严的拱门,又远足在精耕细做的田野;活色生香的妇女,五光十色的人群,摇拽生姿的青杨,碧玉般流动的渠水……,伴随着逝去的年华,突然回到自己的身边。唢呐和手鼓不是凡乐,叫卖和吆喝不是嘈杂,人声鼎沸不让人感到烦躁,毛拉一遍遍地呼唤作礼拜也不仅是单调重复,而喀什噶尔的印象,喀什噶尔的情结,已被这来自四面八方的声音录制成信号永不衰减的信息储存。

去过喀什噶尔的读者,读了凯瑟琳的书,就好像与一个久别的挚友意外重逢;从未去过的,也会在自己的向往中,为那遥远的异乡辟出驰骋思念的空间。不管怎么说,每一个对中国西部感到关注的人读过这本书,对于拓展认识,提炼情感,都会略有助益。

除了本书,关于世纪初的英国驻喀什噶尔领事馆和第一任总领事马嘎特尼,还出版过其他一些著作,如克莱蒙特·斯科拉因和帕米拉·南丁格尔的《马嘎特尼在喀什噶尔》(1973年)[10] 等,而且马嘎特尼在漫长的28年间所写的篇幅浩瀚的报告,如今也已解密,就陈列在英国的档案馆里,等人们前去利用。从他初到喀什噶尔,已有100多年了,哪怕就从凯瑟琳来到这里,也已即将百年。当年的恩怨旧债,早就成为历史的一部分,我们今天已经可以把它们作为往事的镜鉴。而人类历史长河的光明面,则在岁月的冲洗之下,日益焕发出悦目的光彩。

英国第一任驻喀什噶尔总领事是乔治·马嘎特尼;最后一任是艾瑞克·西普顿。西普顿于1946年—1948年出任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他同妻子戴安娜一同赴任。而戴安娜·西普顿所著的《古老的土地》则是与凯瑟琳·马嘎特尼的《一个外交官夫人对喀什噶尔的回忆》相匹敌的力作,自《古老的土地》一出版,国际评论界就把它与凯瑟琳书视为姐妹篇。把这两部书放到一起来读,能给人一种特殊的阅读享受。

马嘎特尼是英国在喀什噶尔的第一位职业外交官,而西普顿则是关闭秦尼巴克总领事馆的人。“善始者不必善终,善作者不必善成”。开创和终结,都有他们的大背景和小环境。在马继业时期,喀什噶尔是“大英帝国”的前哨;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美英大换班,就是“日不落国”的解体。马继业实际上是英属印度政府的外交官,他“照管”的主要是印度侨民的利益。而1947年的印度独立,印巴分治,最终使喀什噶尔的英国总领事馆进退失踞,无枝可依,在新疆和平解放前只得自动撤离。

与凯瑟琳书相较,戴安娜也是以“踏上旅途”来展开自己的笔墨的。虽然并非有意,但西普顿夫妇选择的赴任之路是经克什米尔,翻越喀喇昆仑山口,前往喀什噶尔履新。这样,戴安娜和凯瑟琳各写了两条古道中的一条。在本世纪较长的一个时期内,反映拉达克和克什米尔的书在欧洲颇受欢迎。就我见闻所及,戴安娜笔下的这一地区,虽然缺少对历史变革的探讨,但就其观察的细腻,视角的独特而言,不失为上乘之作。

在拉达克的首府列城,他们碰到了一个难题:新疆的色勒库尔(即今塔什库尔干)发生了恶性事变,驻守当地的中国士兵为躲避追杀,越界逃到了列城。在获悉西普顿夫妇将以官方的身份前往喀什噶尔时,这些流落街头的人就希望和他们一同返回。考虑到当时的复杂情况,他们拒绝了这些无家可归的士兵的请求,独自上路了。但是返乡心切的士兵竟不顾一切地跟上他们的驮队。1984年在和田,我有幸见到了这些士兵中的一个,他告诉我,当他们拼出一死,尾随英国人的驮队抵达新疆的叶城时,得知先逃回到喀什噶尔的人,都成了当时政治的牺牲品,于是抱成一团的人心就散得不可收拾。他和几个最要好的决心步行沿塔里木的南沿,穿过青藏高原,返回内地,在和田的南山,他受了伤没有跟上队伍。十几年来,这个老兵的遭际一直滞留在我的心头,直到读过《古老的土地》一书,才把他的经历补缀完整。看来当年戴安娜一行虽一再得到警报,却没有遭到土匪的劫掠,就是因为土匪把驮队后边尾随的游兵剩勇当成了护卫队。

除了对列城的描写,戴安娜书中写到喀喇昆仑的道路和民情,也有一定的特色。日复一日的苦旅本身是相当枯燥的,而旅人日日常新的心情却从不重复。一路上,他们在一个大峡谷里见到了一条条古老的引水渠,渠道险峻漫长,而且全是用人力在巨石上雕凿出来的,让人叹为观止。这些性命悠关的渠道有一条滴水全无。山民给戴安娜讲了很久以前的一场悲剧:人们在设计能改变命运的新干渠时,一时疏忽,计算错了坡度比降,结果整个部落几年的汗水全白白流干了,却引不来一滴水。这样,那条废渠就成了一代一代人的活教材。不管是山中的行旅,还是世居的山民都以自己的汗水、泪水,甚至血水,为后来人提供了榜样和借鉴。

在《古老的土地》一书中,戴安娜用了很多的篇幅写了维吾尔人,同样也写了柯尔克孜人和汉族人。附带说一句,她和柯尔克孜牧民的接触,主要是得自他们夫妇的旅行探险和狩猎活动。和凯瑟琳一样,她下笔时力图不含偏见。但她却对当时住在喀什噶尔的汉族人提出了一个未经他人道出的意见。在第三章“喀什噶尔即景”中,她说到生活在异乡的汉族都有一种“流放心态”:

我们遇到的所有汉族官员,无论是行政官员还是军官,无论是高级官员还是低级官员,看上去对他们所过的那种暗淡无光的生活很知足,因为他们把来到这个地区看作是流放。……他们的屋子脏乱不堪,毫无舒适之感,里面摆放着或许是来自西方的东西,但看上去不伦不类。我们极少遇到一个除了自己的工作之外,还有其他兴趣和追求的官员。在他们中间没有活力,缺乏精神境界。

这一点,戴安娜在自己的书里还曾再次强调过[11]。不知道其他的人读过会怎么看,但我读到这一章,立时就产生了许许多多的联想。不管怎么说,戴安娜在这里就一个很难回避的症结(或痼疾)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西普顿和马嘎特尼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即西普顿不是职业外交官,而是执着的登山家、猎人和探险家。1946—1948年,从经典意义上来说,新疆的探险考古时期已经过去,但也许是本来就没多少工作可干,也许是为了使自己不要也产生出“流放”的感觉,西普顿和妻子一有机会就要到喀什噶尔四周——甚至远到帕米尔——去打猎、登山或探险。这就决定了《古老的土地》一书的主要篇幅写的就是他们的这类探险活动。所以,一般的读者自然都会觉得它很“好读”。

在两年的时间里,他们到过塔什库尔干、慕士塔格和喀什噶尔以西的山系。戴安娜的文笔洗炼、生动,这些被征服或未被征服的崇山峻岭经她写来,不但各具特色,而且富有立体感。当然,这些段落当中,最精彩的就是第五章“扑朔迷离的穹形山”和第七章“幽谷寻芳”。

西普顿夫妻对穹形山的追寻探索,简直是在寻找一种理想的心理平衡。在最后终于达到目的时,给人的感觉就象宋代词人辛弃疾的〔青玉案〕体现的境界:“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12] 戴安娜在对面的峰峦丛中,发现在一块本不该有积雪的地方却出现了几块“积雪”,她把这个怪事告诉了因屡屡失败而失望已极的丈夫,但西普顿不经意地瞥了一眼,突然惊呆了,他指着那“积雪”几乎说不出话来。原来那就是他们苦苦寻觅的西域奇迹——穹形山!所谓“积雪”,不过是在天桥式的山梁下绽露的一抹晴空!穹形山也罢,深山果园也罢,山顶天池也罢,波斯坦铁列克的高山牧场也罢,“冰山之父”也罢,作者成功地使过程超越于结果之上;而就是依靠这一系列的寻找、失败、再寻找,使作者得以展示了她不绝如缕的情丝,也使读者随之一步步地走近了新的地平线。

读书是一种特殊的享受。人们可以通过阅读来补充自己的知识库存,可以通过阅读来检验已有的知识。

喜好读探险书籍的人,肯定很熟悉儒勒·凡尔纳。儒勒·凡尔纳是法国——也是世界上——最有名、最多产的科学探险和幻想小说作家之一,在他笔下上天入地,从南极到北极,写到的地方之多,恐怕罕有其匹,而且写什么象什么。从小我就酷爱读他的书,我总认为,他是个大旅行家、大探险家,到过地球上很多很多的地方,至少也该象达尔文,有过乘贝格尔号巡洋舰环球旅行的经历。但前不久看了一本凡尔纳的传记,才大吃一惊,原来他是个最怕出门旅行的人,一生离家的次数屈指可数。他写的一切都来自读书。他读的书不但多,而且品类驳杂,但他有极强的综合与概括能力,就象一个著名的比喻所说,先盲目地大量吃草,产出的却是牛奶。原来他本人就是一个探险书籍的热心读者。只有读书才能知道不足,只有读书才能开阔眼界。最近有个和我一起在新疆生活过好多年的朋友说,他读了西域探险史的译著,才发现自己对新疆的了解并不深入;他又说,靠着读这些新书,他已有的有关新疆的认识才得到了升华,才越发真切。

喀什噶尔本身就是一本读不完的书。它深奥难懂,又朴素无华;它冷峻刻板,又海纳百川。几乎所有的西域探险家都品味过它的温馨,它的古朴,它的多变和和它的不变;都有过伴随终生的喀什噶尔情结;都在自己的书中为喀什噶尔辟置了专门的章节。可以肯定,没有喀什噶尔,西域探险史就完全是另一个结构了。

当然,每个酷爱读书的人首先都得过这一关:善于区分佳作、可读可不读的书和文化垃圾。我在一次会上曾提出:一部缺乏灵魂的平庸电视记录片,只能给观众一副眼睛;一部传世之作,提供给观众的则是一个全新的头脑。除了看,还能让人想。在阅读、选择、译介西域探险史著作时,我们都希望尽可能避免出现前一种情况。而我相信,读过《一个外交官夫人对喀什噶尔的回忆》和《古老的土地》,读者将会有新的思考和更上一层楼的阅读感受。

[1]察合台汗国曾长期据有以喀什噶尔为中心的中亚地区。这里是半开玩笑,半含针砭地把彼氏比作新的喀什噶尔之王。

[2]这一年赫定刚25岁。

[3] 彼氏于1882年就来喀什噶尔就职了。他在此地驻守了21年,仅这一点,他“输给”了对手——在喀什噶尔滞留了28年的马继业。

[4] 这是马嘎特尼夫人的闺名。

[5] 该书的原名是 AN ENGLISH LADY IN CHINESE TURKESTAN 。

[6] 描写旅途情况的,除第一章,还有第十一章和最后一章——第十四章。

[7] 奥什,或译为奥希。

[8] 马驴等反刍动物的粪便只要堆积在一起,就能产生一定的热量。

[9]《重返喀什噶尔》,是“瑞典东方学译丛”之一,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0]在十余年前,据说曾有过翻译此书之议,但迄今未见出版。

[11] 她的这一观点,与凯瑟琳颇为相近。在《一个外交官夫人对喀什噶尔的回忆》一书中,作者也提到在当地的汉族人往往自视清高(见第七章)。但必须指出,从总的倾向上看,她们俩人对当时汉族人的处境是相当的理解和同情的。

[12] 这首名为《元夕》的辛词,经王国维《人间词话》引称,成了一种境界的代表。

作者:杨镰 稿源:中国文学网 责编:曾贤荣 收藏此页 打印此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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