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文化与长城、大运河、长征的精神对话

　　韩子勇 高琰鑫

　　昆仑，是镌刻于中华文明根脉的精神图腾与文化标识，既是地理维度上“万山之祖”的雄浑象征，亦是神话体系中“百神之所在”的神圣空间，更凝聚着中华民族共通的宇宙观与价值追求。从《尚书·禹贡》的早期记述与夸父追日、女娲补天的神话溯源，到周穆王西巡会王母的文明对话，再到谭嗣同“去留肝胆两昆仑”的慷慨气节，数千载文明长河中，昆仑意象始终是串联历史、凝聚精神的核心符号，见证着中华文化的绵延不绝与生生不息。

　　长城如巨龙蜿蜒，守护着中华疆域的安宁；大运河似玉带飘舞，贯通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长征路若星火燎原，点燃民族解放的希望。它们与昆仑文化存在着深刻的精神对话：昆仑与长城遥相呼应，共同构筑起中国西部与北部的地理屏障与文化地标；大运河以南北互通之姿，与昆仑文化的包容性共同书写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长征精神与昆仑巍峨姿态相呼应，彰显不畏艰险的民族品格。

　　昆仑与长城、大运河、长征所形成的三大国家文化公园之间这种联结既体现在空间维度上对国家地理格局的深刻塑造，也体现为价值维度中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凝聚，更在民族认同层面构筑起贯穿古今的精神坐标，共同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它们以不同的历史形态与实践方式，诠释着中华文明历久弥新的生命力，成为彰显国家精神、延续文化根脉的重要标识。

　　昆仑文化与长城国家文化公园

　　长城，不仅是古代军事防御的宏伟工程，更是中华民族守护家园、坚韧不屈的精神图腾。从昆仑山脉到东海之滨，长城跨越千山万水，连接起农耕与游牧文明，见证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壮阔历程，凝聚着中华儿女对疆域认同、文化传承的共同情感。

　　从空间维度审视，昆仑山脉与长城构建起自然屏障与人工屏障的协同格局，共同勾勒出中国北方的文化边界带与疆域守护线。昆仑山脉西起帕米尔高原的喀喇昆仑，向东延展至青海、甘肃，与长城西端（新疆喀喇昆仑段、甘肃嘉峪关段）直接相连，与长城的人工防御体系形成联动之势。长城东起渤海之滨，西至甘肃嘉峪关，横跨15个省份，其走向与昆仑山紧密关联。

　　具体来讲，长城西端的“葱岭守捉”（今新疆塔什库尔干）位于喀喇昆仑山脉东段，是唐代安西都护府管辖的重要军事据点，既是长城防御体系的“西起点”，也是昆仑文化“疆域认同”的实践场域。昆仑山北坡的冰雪融水汇成多条河流，在塔里木盆地南侧塑造出许多沙漠绿洲，这些绿洲为古代丝绸之路南道的兴起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水源和物资补给。自西汉以来，各朝统治政权为维护该段丝路的通畅，陆续修筑了许多烽火台和城堡，它们相互串联，构成了新疆境内长城体系的西段南线部分。西汉时，这条长城线路自河西走廊延伸，顺祁连山、阿尔金山与昆仑山北麓，沿塔里木盆地南缘向西推进，途经嘉峪关、玉门关、敦煌、若羌、且末、和田等地，最终通往中亚，奠定了新疆南部长城的基本脉络。到了唐代，新疆长城的南线主要延续了汉代的走向与既有设施。清代则进一步对昆仑山北麓的长城西段进行了扩建与维护，强化了清廷对该区域的治理与掌控。

　　从昆仑文化与长城文化的理念传承来看，昆仑文化倡导的大一统秩序与守疆精神，与长城文化体现的疆域守护及多元融合理念高度契合，共同构建“精神同源、实践相承”的价值体系。

　　共同建构大一统秩序。昆仑在传统认知中被视为“河源所出”与疆域象征，自汉代“案古图书”定昆仑为河源之山至元代《河源志》、清代《河源纪略》系统强化其地理政治意义，昆仑逐步成为王朝正统叙事的精神坐标。与此相应，长城成为“大一统”秩序的空间实践载体。汉代将亭障体系西延至西域，《汉书·西域传》载：“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以长城设施保障丝绸之路及郡县治理；明代“九边重镇”更发展为融军事、屯田、贸易于一体的边疆治理框架，长城由此从防御工事转化为国家秩序的实体象征。二者形成虚实相生的互动格局。清代在昆仑北麓设立卡伦驿道，与东部长城防线协同构建边疆管控网络；乾隆《御制平定准噶尔告成太学碑文》中详述清军格登山之战胜利及汉唐至清对西北边疆的治理，宣扬清朝“大一统”理念，暗合了以昆仑为精神依托、以长城为治理手段的政治逻辑。昆仑以其神圣性赋予政权天命合法性，长城则以人力工程将秩序落实为可防卫、可治理、可交流的空间现实。二者在历史进程中持续对话，共同成为中华民族维系疆域完整、推动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文化基石。

　　共同彰显守疆精神。昆仑文化中的守疆精神，体现在历代对西部疆域的探索、治理与象征性建构之中。张骞“凿空西域”不仅开辟丝路通道，更通过《史记·大宛列传》所载“具为天子言其地形所有”，将昆仑山脉及其以西地域纳入汉王朝的地理认知与政治想象。《后汉书·班超传》记载，班超在西域三十年的经营“终使西域五十余国纳质内属”，体现了中原政权对边疆的持久经略。至元清两代，守疆实践更趋系统化。清代通过平定准噶尔及大小和卓叛乱、设立伊犁将军，维护了西域稳定，为后世边疆治理奠定了基础。长城则以更直观的防御形态与历史事件，承载了中华民族守卫家园的集体记忆。汉代卫青、霍去病北击匈奴，依托长城沿线关塞实施“塞外出击、塞内固守”的战略。明代戚继光镇守蓟州时，不仅加固长城防线，更撰写《练兵实纪》《纪效新书》，创新战术与戍守制度，使长城成为集军事、屯田、讯息传递于一体的防御体系。近代，长城升华为全民族抵御外侮的精神符号，《申报》《大公报》等媒体以“血肉长城”为题广泛报道，强化了其作为中华民族韧性象征的现代意义。昆仑的崇高象征与长城的实际守卫相互支撑，共同构建了中华民族对领土主权与文化认同的深层认知基础。

　　共同践行多元融合的治理智慧。历史上，长城并非隔绝内外的封闭壁垒，而是沟通南北、促进交流的走廊。汉代已在长城沿线系统设立“关市”，允许匈奴与中原进行牲畜、织物、铁器交易，形成了制度化的互市体系。至明代，长城沿线的“马市”发展为更成熟的民族贸易平台，贸易规模与社会影响深远。这类经济往来不仅缓解了军事对峙，更催生出独特的文化生态，如明代宣化一带出现兼具汉蒙建筑风格的寺庙与民居，在语言上形成“蒙汉合璧”的商贾用语，生动体现了长城作为文化接触地带的功能，与昆仑文化倡导的“天下一家”理念形成了跨区域的呼应。昆仑所在的西域自古便是多元文明交汇之地，唐代于阗（今和田）的佛教壁画融合印度犍陀罗风格与中原线条技法，元代西域学者察罕编纂《帝王纪年纂要》将汉、蒙、回历法知识系统整合，均体现了“和而不同”的文明智慧。长城与昆仑，以不同的地理形态践行着相似的治理逻辑，在承认差异的基础上构建共享秩序。

　　从昆仑象征与长城载体的共同体凝聚角度考察，昆仑文化作为各民族共享的疆域象征，与长城承载的守护功能相互呼应，共同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构建与传承。

　　疆域认同凝聚多民族共识。在历史实践中，不同民族基于其与中原的互动，赋予长城与昆仑以多元的认同内涵：蒙古族在历史上长期活动于长城沿线，将其视为与中原交流的重要通道。清代乾隆平定准噶尔后，大量回族军民随清军驻屯于迪化（今乌鲁木齐）、伊犁等地，修建屯堡，形成“回屯”与长城军事体系相辅相成的定居网络。历代王朝通过地理认知、政治实践与文化整合，使昆仑与长城成为跨越族群的疆域共识，构建起各民族共享的疆域记忆空间。

　　经济贸易促进民族交融。长城与昆仑不仅是地理标志与军事防线，更是连接各民族的商贸网络与经济纽带，频繁的物资交换与人员往来为民族交融提供了持续动力。长城沿线形成了规模庞大的互市贸易体系，明代隆庆和议后，宣府、大同、张家口等马市开放，蒙古族以马匹、皮毛、牲畜换取中原的茶叶、布匹、铁器。清朝延续了明朝的一些政策，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盟旗制度、驻防将军与边贸结合的边贸体系。新疆地区的昆仑山北麓与长城西端更是丝绸之路南线的咽喉要道，和田的玉石、喀什的丝绸、吐鲁番的瓜果通过这条商路源源不断输往中原，而中原的茶叶、瓷器、农具则流入西域。这种以长城与昆仑为轴线的商贸网络，打破了地理阻隔与族群界限，使各民族在经济上形成相互依存的利益共同体，为文化融合与社会交往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共建共享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在新时代背景下，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成为各民族共同的发展愿景。在新疆尉犁县，文保干部吾甫尔·库尔班坚守近30年，与邓琪军等18名巡护员，顶着沙暴、酷暑巡查150公里沿线的孔雀河烽燧群。尉犁县已建成孔雀河烽燧群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每月接待近万名游客。内蒙古固阳秦长城旁，蒙古族保护员落和平与各族群众共同修缮墙体、收集文物。2003年至今，固阳已连续举办了22届以“固阳秦长城”命名的长城文化旅游节，加深各民族对秦长城历史文化的认同感。这些实践所体现的“保护传承、共同发展”理念，与昆仑文化中“守护源头、共守天下”的精神传统一脉相承。

　　昆仑文化与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

　　大运河，自春秋肇始，历隋元臻于完善，它以绵延3200公里的水脉，串联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连通京城与江南，实现了物资的顺畅流通与文化的深度交融。这条人工运河不仅承载着“南粮北运”的漕运功能，更是连接不同地域、融合多元文化的纽带，为巩固国家统一、促进经济发展、推动民族融合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

　　从大尺度空间地理格局审视，昆仑文化与大运河并非依托直接的地理接壤形成关联，而是以长江、黄河两大流域为中介纽带，构建起间接延伸、辐射叠加的空间关系。昆仑山脉作为长江、黄河的发源地，是两大水系的地理源头与文化母体。大运河贯通五大水系，其核心功能在于串联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而长江、黄河两大水系均发源于昆仑区域，由此，大运河与昆仑形成了间接的空间关联。昆仑与大运河，以黄河、长江为纽带，实现了跨越千里的辐射与叠加，共同建构起基于辽阔国土疆域视域的深广空间关联。

　　大运河推动了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在经济、政治、文化层面的深度一体化，促进了两大流域之间的优势互补、发展互促与资源互济，并通过整合长江、黄河流域的资源与文明，进而强化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连续性与统一性，增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力，成为维系中华民族大一统的水路命脉。这与昆仑文化所秉持的天命观、天下观、共同体理念形成了内在的文化同构，共同勾勒出中华文化从源头辐射到流域整合的宏大空间图景。

　　从昆仑文化与运河精神的价值共鸣角度观察，昆仑文化与大运河文明虽内涵各异，却在多个层面高度契合，共同指向华夏文明的精神内核，形成了“精神同源、实践相通”的价值传承脉络。

　　共同构建起大一统的家国情怀。昆仑文化的核心价值锚点在于“大一统”的文化认同建构。自汉武帝正式将昆仑定为“河源之山”，到元清两代通过河源探索与疆域勘测，进一步强化“天下同源、疆域一统”的共识，昆仑成为“天下一统”的精神图腾。而大运河的开凿与存续，本质上是“大一统”理念的物质实践表达。隋代隋炀帝主持开凿的以洛阳为中心，北抵涿郡（今北京）、南达余杭（今杭州）的大运河，构建起连通南北与关中地区的庞大水运网络，有力推动了南北之间经济社会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强化了中央对南方的治理，实现全国政治经济一体化。元代裁弯取直后，大运河更成为贯通南北的战略枢纽，不仅承担着漕运保障中央供应的功能，更成为南北政令传递、文化交融的核心通道。昆仑与大运河共同夯实了中华文明大一统的文化根基。

　　共同彰显互通精神与交流融合。昆仑文化不仅是精神高地的象征，其所在西域与河西走廊的地理空间更是中华文明向外联通、向内融合的历史通道。张骞“凿空西域”，开辟丝绸之路，使昆仑从神话走向现实，成为东西文明交汇的枢纽。唐代敦煌壁画中的西域乐舞、胡商形象，以及长安出土的波斯银币、粟特墓志，均体现了当时“胡汉杂处、商使交属”的繁荣。佛教经西域传入，后东渐中原并与儒道融合，产生禅宗等汉传佛教；伊斯兰教亦经此路在唐宋时期传入中国，逐步扎根长安、扬州等地。大运河则将这种“互通精神”转为南北轴向的内部融合。自隋代开永济渠、通济渠实现“南粮北运”，至宋代漕运推动商业兴盛；明代漕运制度完善，运河不仅是经济动脉，也是文化走廊：北方儒学南传，与江南文教结合，形成扬州学派等融合性思想；南方戏曲、园林艺术北上，促进京津市民文化发展。明代杭州刻书经运河畅销全国，清代扬州盐商资助的戏曲融合昆曲、徽调，对京剧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南北互动体现的正是昆仑与大运河共同承载的“和而不同、互通共荣”的文明发展逻辑。

　　共同蕴含多元融合与文化认同智慧。昆仑文化所依托的西域地带，自古以来便是多民族迁徙、贸易与宗教传播的十字路口，形成了独特的“多元包容、和合共生”传统。早在汉代，《汉书·西域传》已记载西域三十六城邦不同风俗；唐代敦煌藏经洞文献包含吐蕃、回鹘、粟特、于阗等多文字写本，见证了该地区多文明共生传统。昆仑神话中的西王母形象，从《穆天子传》《山海经》到道教体系的演变，亦折射出多元信仰的交融与再造。大运河则通过持续的人口流动与商贸往来，将“多元融合”的智慧植入东部社会。元代《至顺镇江志》记载运河枢纽镇江“侨寓尤多”，包含大量西域、色目移民。沿运城镇形成“五方杂处”格局，催生了丰富的文化融合实践：漕帮信仰同时供奉妈祖、金龙四大王及关羽，形成跨族群的祭祀传统；北京通州满族王府融合汉满建筑风格；杭州、扬州等地饮食文化亦见西北技法与江南工艺的交融。大运河承载的多元融合实践，与昆仑文化所蕴含的“和而不同”智慧一脉相承，二者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处理文化多样性的深层智慧。

　　从价值关联视角审察，昆仑区域与运河廊道的共同体建构，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实践。昆仑山脉所在的西北地域，作为多元文明交汇的贸易通道与文化前沿，与贯通南北的大运河长期互动，共同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构建。物资流通上，昆仑区域是玉石、马匹等资源东输源头，大运河为其向中原及江南扩散的关键通道。汉代至唐代，和田玉料沿“玉石之路”运至长安、洛阳后，经运河转运至扬州、苏州加工，跨区域物资流动让不同族群形成“互利共生”的经济纽带。文化融合层面，昆仑区域是佛教、伊斯兰教等东传枢纽，文化要素借运河融入中原。唐代西域佛教经丝绸之路传入后，沿大运河传至江南，洛阳白马寺造像艺术影响扬州大明寺，鉴真在此融汇西域律宗与江南禅学。元明清时期，回族民众沿运河从事商贸运输，形成“以儒释伊”的思想融合，北京牛街礼拜寺等建筑融合中西元素，见证文化交织。新时代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延续共同体建构逻辑。沿线多民族共同参与生态修复、古镇保护等活动，践行“共同保护、传承、发展”理念，昆仑文化与大运河的“互通共享”内涵跨越时空对话，为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持续支撑。

　　昆仑文化与长征国家文化公园

　　长征象征着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英雄气概，体现了坚定理想、不畏牺牲、团结奋斗、勇于胜利的革命品格。它源于昆仑般巍峨的信仰高地，行于山河之间的壮阔征途，跨越时空，历久弥新，始终是激励全体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强大动力。

　　昆仑与长征的空间关联，并非单纯的路径重合，而是地理范围的深度嵌套、文化空间的双向互嵌以及精神符号的历史呼应。

　　从地理空间来看，长征核心路段完全嵌入昆仑山脉东延的广阔疆域。作为亚洲中部的大山系，昆仑山脉西起帕米尔高原，横贯新疆、西藏、青海，东延至川西、甘南、滇北等区域，形成广袤的地理单元，红军途经的若尔盖草原、松潘地区及甘孜、阿坝等区域，均属此广阔的空间范畴。红军长征进入川西后，翻越的岷山正是昆仑山脉东延的重要支脉，途经的若尔盖草原、松潘地区，也都是昆仑地理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昆仑作为中华上古神话中的“帝之下都”“百神之所在”，岷山区域的羌族先民将最高神山“尕尔昆勒”视为天神居所，“昆勒”与“昆仑”同音异写。与羌族渊源深厚的纳西族，将祭天奉为族群头等大事。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长征路线形成空间叠加，使昆仑从自然地理概念延伸为文化地理符号，成为红军与当地民族文化对话的隐性纽带。

　　也正因为长征路线与昆仑地理、文化空间的深度契合，毛泽东在率领红军翻越岷山后，挥笔写下《念奴娇·昆仑》，以昆仑的雄浑气魄映照革命豪情，成为昆仑与长征空间关联的文学实证，标志着昆仑文化与长征精神在空间与象征意义上深度绑定。

　　昆仑文化与长征精神的理念传承，共同铸就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昆仑文化蕴含的奋斗信念、抗争意志与天下情怀，与长征精神中“不畏牺牲、排除万难、为人民谋幸福”，以民为天的人民史观高度契合。

　　自强不息的精神赓续。昆仑文化承载着人类挑战极限、超越困境的集体记忆，女娲补天、大禹治水的神话，夸父逐日、精卫填海的传说，张骞凿空西域、元清探索河源的实践，均体现出不畏艰险、奋起抗争的文化品格。这种精神在长征中历史性再现：红军翻越夹金山时，在严寒中身着单衣、拄棍前行，征服“鸟兽绝迹”的生命禁区；穿越松潘草地时，以草根树皮充饥，在泥沼中相互扶持，展现与自然抗争的顽强意志。长征途经的岷山、巴颜喀拉山等昆仑支脉，不仅是地理屏障，更是精神淬炼的象征空间，昆仑神话“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情怀，在红军身上转化为“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坚定信念，实现了神话精神到革命实践的创造性转化。

　　突破困境的意志传承。昆仑文化蕴含着强烈抗争与变革意识，共工怒触不周山、后羿射日等神话，表达了对不公秩序的挑战与对生存环境的改造。这种“敢于突破、勇于革命”的意志，在长征中尤为深刻：红军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穿越松潘草地，以超凡智慧与勇气完成战略转移；遵义会议纠正“左”倾错误，确立毛泽东同志领导地位，展现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突破思想桎梏的政治勇气。这些实践既是军事突围，更是思想与体制变革，与昆仑文化“破旧立新”精神内核遥相呼应。

　　天下情怀的使命践行。昆仑文化蕴含“四海一家”“协和万邦”宇宙观，毛泽东《念奴娇·昆仑》中“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将昆仑意象升华为对人类共同命运的关怀。这一情怀在长征中转化为“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现实使命：红军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帮百姓打土豪、分田地，在贵州遵义、四川阿坝等地建立基层政权，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传播革命思想。长征不仅是战略转移，更是“人民至上”理念的广泛实践。昆仑为精神原乡，长征为历史征程，共同诠释中华文化从“天下大同”理想追求到“为民造福”革命担当的内在延续。

　　昆仑文化与长征精神的共同体建构，彰显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精神图谱。昆仑作为中华文明的精神象征，与长征这一改变中国命运的伟大实践在20世纪实现历史性交汇，赋予昆仑新的时代内涵。昆仑文化“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的精神基因，与长征“坚定信念、艰苦奋斗”的革命品格深度融合，成为各民族共同认同的精神坐标。

　　革命历程中的多民族参与。长征不仅是军事战略转移，更是广泛的民族动员：长征时期，昆仑区域的藏、羌、彝族同胞给予了红军重要支持。藏族群众承担运输、掩护伤员、向导引路、配合作战等工作。羌族土司安登榜于1935年4月在北川参加红四方面军，为红军在羌区打开局面作出重要贡献。彝族方面，1935年5月，彝族果基家支首领小叶丹护送红军通过彝区，为红军突围赢得关键时间。长征的胜利离不开各族同胞的支援与牺牲，多民族并肩前行的历程，生动诠释了民族团结与共同奋斗的力量。

　　精神谱系中的多民族共建。昆仑精神在长征历程中完成了从神话信仰到革命实践的伟大转化，这一精神升华的背后，是苗、瑶、彝、藏、回等十多个民族的深度参与和共同铸就。昆仑所蕴含的“天下一统、坚韧不拔”的精神内核，与沿途各民族的生存智慧、抗争精神相互交融，凝聚为跨越民族界限的革命力量。1935年10月，毛泽东率中央红军翻越岷山（昆仑支脉）后，创作《念奴娇·昆仑》，以“横空出世，莽昆仑”的意象，将山脉的雄浑升华为反对帝国主义、追求人类解放的革命理想，其“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的愿景，是多民族共同奋斗的美好图景，使昆仑精神从历史图腾转化为团结各民族、共赴国难的行动力量，铸就了长征路上多民族共建的精神丰碑。

　　新时代背景下长征精神的协同传承与共同体建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推动沿线多民族地区形成了遗产保护、区域发展与精神传承相协同的实践模式。从共同守护历史遗产到共创发展成果，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已成为联结历史与当下、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载体，彰显着各民族命运与共、团结奋进的时代格局。

　　守护与传承，是对历史最好的致敬，是对未来最深情的期许。昆仑文化与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精神对话，跨越时空、历久弥新，共同构筑起中华民族的精神谱系。从空间维度，昆仑与长城、大运河、长征路线分别形成自然与人工、地理与革命的共生互通格局，书写中华民族不同历史时期的空间实践。从价值维度，三者承载的守疆、互通、奋斗精神，与昆仑文化的大一统、包容、坚韧内核呼应，汇聚成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从认同维度，三大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让昆仑文化的疆域、文化、精神认同实体化，推动其成为各民族共享财富，从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在新时代的征程上，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为昆仑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昆仑文化与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对话将继续在历史长河中绵延流淌，守护着中华文明的根脉，传承着民族精神的薪火，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