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新疆新出土的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

　　公元一九二四年，新疆都善县曾出土一份晋人写本陈寿《三国志·吴志》残卷，起自《吴书·虞翻传》“权于是大怒”句的“怒”字，终于《张温传》“臣自入远境”句的“境”字。计共八十行，中有残损，存一千九十余字。这份残卷已流入日本，国内幸有影印本流传，我所见到的有两种：一种收入罗振玉编印的《汉晋书影》(一九二六年增订本。

　　另一种收入中华书局标点《三国志》卷一卷首（一九六二年印行)。前一种原大，第二种缩小，但前一种剪去了残卷第一行的四个残字，是人为的缺陷。关于这一份残卷，张元济在所著《校史随笔》(一九三八年〉中论述甚详，他曾将古写本与宋刊本《三国志》对校，大有收获。张谓“写本略有舛误，然大都胜于宋本”。特别是写本《张温传》中有“大构于丕”句，宋本“丕”字作“蜀”，大背史实。张谓“宋本‘蜀’字实讹，而写本‘丕’字为正，诚可谓一字千金矣!”张氏的核订，至为精确。

　　我现在所要叙述的新出土的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是另一种写本，以一九六五年一月十日出土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吐鲁番。新疆同志在吐鲁番的英沙古城之南、距城北苏公塔一公里光景的一座佛塔遗址中发现了一个陶瓮，瓮外有铁镞木箭二十余支，瓮内有写本佛经残卷十三种、桦树皮汉字文书、梵文贝叶两片和其他写本等。在这些写本中就有这一份新出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存四十行（编者注：其实为41行），凡五百七十余字，中有残缺。内容写的是《孙权传》，存建安二十五年的后半和黄武元年的前三分之二。第一行仅存一“巫”字左侧残划，是原文“是岁刘备帅军来伐至巫山稀归”的“巫”字的剩余;最终一行是“敕诸军但深沟高垒”句至“高”字止。

　　两种残卷比较，字迹十分类似，捺笔极重,隶书气味很浓厚。但两者决不是一个人写的：第一，行距与每行字数不同，甲种行距较宽，行十四五字，乙种行距较狭，行十六七字；第二，字的结构也有所不同，如“免”字，甲种无变异，乙种均写作“勉”，连“俛”〈俯）字也误写作“勉”，第三，出土地不同，一出在榔善，一出于吐鲁番。从书法的角度看来，乙种的字迹较优于甲种;但从文献学的角度看来，乙种却不及甲种有所贡献。我也曾经把乙种和宋刊本核对过，在文字上彼此小有短长。择其要者，列表如下:

　　　　(新出写本)                               (宋刊本)

　　“据三州而虎视于天下。”  无“而”字，殆夺。

　　“潘阳言黄龙见。”  “潘“作“鄱”，贻误。

　　“君生于扰攘。”  下有“之际”二字，较长。

　　“埋而掘之，古人所耻。”   “古人”下有“之”字。

　　“犹冀言之不信。”  “之”作“者”。

　　“口陈指靡。”  “靡”作“麾”，系抄本之误。

　　乙种“写本所用纸”，有的同志推测:“可能是‘左伯纸’，写本应是《三国志》成书后不久，新疆人民传抄的。”左伯是东汉东莱县人，制纸有名。据说“蔡邕作书，用张芝笔、左伯纸、韦诞墨。”（见《三辅决录》)估计，左伯当是东汉晚期的人。写本用纸究竟是否“左伯纸”，不能肯定。但写本是晋代所书，毫无问题。陈寿仕晋为著作郎，终于御史治书。《三国志》定稿当在西晋时。西晋统治仅仅五十三年，抄本传入新疆，或为新疆人民所传抄，为时当在东晋时代了。就字迹看来，乙种写本当比甲种较早，可能乙种是西晋抄本，甲种是东晋抄本，但相距的年代，毕竟不会太长。（作者：郭沫若  本文刊于1972年《文物》，本网节选了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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