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染典过所

　　唐朝对外进行开放政策，与前代相比，无论是陆路交通还是海上交通都比较发达，丝绸之路更加繁荣。与此同时，唐朝为保证正常的商业贸易往来，稽查行旅，防止逃避赋役、拐卖人口等，实行严格的过所制度。

　　“过所”一词，从字面上讲是“度过(经过)之处所”，这是广义上对“过所”的解释。狭义的“过所”专指行人度过关津时的凭证，是从汉朝开始使用的，就是现在的通行证。

　　过所制度开始于西汉武帝太始时。汉唐时期，凡到各地进行贸易或其它活动的商人等都要持“过所”，否则便是非法通行，要受到缉拿。因此，“过所”对国内人员来说，大致相当于身份证加通行证；对外国人来说，则相当于护照。汉唐时期的丝绸之路上，实行着严格的过所制度，这种制度是丝绸之路管理的核心部分。 

　　“过所”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称谓，商周称符节，战国、秦朝称传，西汉一度传与“过所”并行，汉晋形成过所制度。《周礼·郑玄注》说：“传，如今移过所文书。”东汉刘熙所撰辞书《释名》是这样解释“过所”的：“过所，至关津以示之也。”也就是说，“过所”是通过关戍、渡口时需要出示的文件。 

　　到了唐代过所制度已十分完备，今吐鲁番一带就出土过大量的过所文书原件。1959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509号墓出土的纸质文书——《石染典过所》，就是一件唐朝时期使用的典型“过所”。

　　石染典过所（唐代；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出土）

　　《石染典过所》由三张纸粘接而成，长78厘米，宽28.5厘米，前后残缺，但内容清晰，存文24行。文书中有朱印五处，首印为“瓜州都督府之印”，中间三印为“沙州之印”，结尾处为“伊州之印”。“过所”是为通过各种关卡而向官府申领的通行证，此件是商人石染典从瓜州和沙州户曹处领取的“过所”。石染典携带着安西都护府颁发的“过所”，从安西到瓜州经商，“市易”后，为返回安西，又请求瓜州都督府发给回去的“过所”，因此瓜州给他签发了“过所”。由于从瓜州到安西要经过铁门关（今焉耆与库尔勒之间），所以在“过所”里特别注明此关。

　　根据《唐六典》的记载，“过所”在中央由尚书省发给，尚书省主管过所事务的是刑部司门郎中和员外郎，由刑部司门司主管，都官员外郎协管。在地方则有都督府或州发给，由户曹参军主管，谘议参军协管。申请人在申领“过所”时要呈交文书，按照规定一一说明各种有关项目，必要时还要附上有关证件。

　　正式“过所”一般是一式两份，一份正本，由官方加盖官印发给申请人；副本由主管官员与协管官员签名并留档。唐代法律对于没有“过所”而私自出入关津的行为，制定了相应的惩罚措施：“凡水陆等关，两处各有门禁，行人来往皆有公文，谓驿使验符券，传送据递牒，军防、丁夫有总历，自余各请过所而度。若无公文，私从关门过，合徒一年。”

　　申请人领到“过所”后，须妥善保管。万一丢失，当事人就要被拘押扣留，待查清身份后再酌情处理。1973年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的《开元廿一年正月—二月西州都督府勘问蒋化明失过所事案卷残卷》，就是一件唐代地方官府审理丢失“过所”案件的行政诉讼文书，该文书经过刘俊文先生整理，内容大体如下：京兆府云阳县嗟峨乡人蒋化明，为敦元暕充当脚夫，自凉州向北庭运输。行至金满县，恰逢括户，遂附籍为民。后因饥贫，又为北庭子将郭林驱驴，送和糴米入伊州仓。到西州时驴病死，练用光，“过所”也不慎丢失，被郭林派傔人桑思利捉送官司。经法曹司勘问，判付桑思利领蒋化明往北庭。路过酸枣戍，因无“过所”，又被捕回，交功曹司审讯。 

　　从本案件的卷宗来看，既有被告丢失“过所”的辩词，又有功曹、法曹参军的审问记录，最后是地方主管官员的判决意见和户曹参军为蒋化明补发行牒。该案件卷宗说明唐代官府对于通行证的管理是非常严格的。

　　吴承恩在《西游记》中说，唐僧是由唐太宗亲自任命去西天取经的。临行前，唐太宗亲自将通关文牒交给唐僧，还与他结拜为兄弟，对他非常支持。前往天竺取经的他出发时身上带了三样东西锦斓袈裟、九环锡杖和通关文牒。在后面的故事中我们不难看出，通关文牒的实际作用就和当今的签证是一样的。在女儿国的时候，国王不给唐僧倒换文牒，唐僧便不能离开女儿国。

　　然而，真实的玄奘在西行伊始最主要的障碍却来自朝廷。初唐时期，国家初定，边界不稳，国人不允许出境。贞观元年（627年），玄奘几次三番申请“过所”，以西行求法，但未获唐太宗批准。此事并没有打消玄奘西行求法的念头，他决心寻找机会西行。根据当时规定，私度边关比私度内地关隘惩罚更重，所以他的这个决定非常危险。贞观三年（629年），长安遭遇大灾，朝廷允许百姓自寻出路，玄奘便借机混入灾民中偷渡出关。那年，玄奘刚好二十七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阿迪力·阿布力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