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沙之才｜从沙漠公路到“一带一路”——科学家徐新文的跨国治沙之旅

徐新文（左一）为外国友人介绍中国防沙治沙工程。

　　徐新文先后承担国家、省部级科研项目40余项，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二等奖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一等奖15项，入选《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履约专家库。

　　塔里木沙漠公路和准噶尔沙漠明渠是我国两大沙漠工程，分布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和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徐新文全程参与两大沙漠工程的防沙治沙研究工作，研发创建了流动沙地苦咸水滴灌造林模式、活化沙丘免灌植被恢复模式，为建成两条分别贯穿我国第一大和第二大沙漠的“绿色走廊”提供了科技支撑。

　　徐新文还致力于将防沙治沙技术成果推向国际，提升国际影响力。他带头研发了亚寒带中纬度生态屏障建设技术体系，创新5项非洲绿色长城建设技术，建成哈萨克斯坦首都圈23公顷生态屏障、毛里塔尼亚机械防沙新材料快速固沙、埃塞俄比亚灌丛化草地生态修复等5个示范基地，实现中国荒漠化防治技术在中亚与非洲落地，在国际防沙治沙舞台上展示了“中国智慧”。

徐新文正在开展野外工作。

　　“塔克拉玛干是流动性沙漠，光修路不治沙，流沙很快会将公路掩埋。”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徐新文说。

　　1986年，徐新文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新疆生物土壤沙漠研究所（现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方向是荒漠地区造林。

　　1992年春天，徐新文接到通知，为方便油气资源的勘探开发，国家要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修路，他主要负责沙漠公路的选线和防沙治沙等相关工作。“当时第一次乘坐沙漠车来到被称作‘死亡之海’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很兴奋。”徐新文说，然而，兴奋很快被残酷的现实淹没。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遇上沙尘暴是常有的事情，“当沙尘铺天盖地席卷而来时，人显得是那样渺小和无助。”徐新文说。

　　1994年，路修到了沙漠腹地，条件也更艰苦，遇到沙尘暴的次数更加频繁，然而研究团队已经习惯了每天跟沙子打交道。“后来遇到沙尘暴，大家就抱着仪器往外冲，风越大越高兴，这样可以更精确地测量到风沙数据。”回想曾经的经历，徐新文依然很激动。

　　1995年，塔里木沙漠公路终于全线贯通，全长522公里，成为世界上最长的沙漠公路。它使乌鲁木齐到和田的路程缩短了500公里。

徐新文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进行测量工作。

　　路修通了，但车辆在这条路上却很少能畅通无阻地行驶。“经常一场沙尘暴，路就被阻断了。”徐新文说，其实从开始修路时，研究团队就开始了防沙治沙的相关研究工作。

　　“开始主要是利用草方格进行机械防沙，因为生物防沙引种植物需要时间。”徐新文解释，但是机械防沙的弊端在于草方格被沙子掩埋之后，沙子依然会被吹到路上。

　　经过前期大量试验，1995年至1997年研究团队在塔中建立了试验基地，相继对风沙运移、植物引种、苗木培育、灌溉技术、土壤改良等进行了试验。2002年，研究团队在塔中建立了沙漠植物园，引种了近300种防沙治沙植物。

　　2003年，沙漠公路防护林生态工程项目获国家正式立项。3年后，一条长400余公里、宽近80米、种植苗木近2000万株的防护林工程正式竣工。该项目2008年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中国十大环境友好工程等。

　　沙漠公路防护林生态工程竣工后，引起了国际上的关注。借助国际科技合作项目，徐新文和研究团队开始把防沙治沙的理念及经验在其他国家推广，目前已推广到10余个国家。“我们分享经验的同时也带动了防沙治沙相关科研成果的转化，实现了互利共赢。”徐新文说。

　　在哈萨克斯坦，徐新文带领研究团队经过近两年的摸索，在其首都建成了引种筛选基地，成功引入40余种植物苗木和插条，建立了20公顷示范基地；在利比亚，徐新文协助当地建设的荒漠化防治中心即将落地，直到北约发动的战争将美好愿景化为灰烟；在毛里塔尼亚，他协助当地政府优化首都圈荒漠化防治方案；在撒哈拉沙漠，他和团队为饱受沙害的各国人民无偿提供技术支持，推动非洲“绿色长城”计划实施。

图为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

　　有人称他们为“沙漠园艺师”，因为有太多的不毛之地在他们手里变得绿意盎然。但在徐新文看来，和沙漠“相处”更像是一场探险之旅——探索沙漠变绿洲的奥秘，最后造福沙漠周边百姓。“把未知的变成看得见的、实实在在的成果，这其中的乐趣或许只有投入了、付出了才能感受到。”徐新文说。

　　（整合：赵静 来源：新华网、新疆日报、中国绿色时报、乌鲁木齐晚报全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