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父母在的老屋

　　雷久红

　　我许久没回老屋了，多少次都是梦里回去的，因为那里满载着父母健在时的记忆。老屋里有两件家什——衣柜和缝纫机，陈旧又显落伍，却是打开我记忆闸门的钥匙。想起它们，从少不更事到年过半百，过往种种和百般滋味便一起涌上心头。

　　衣柜，是父亲亲手制作的。儿时，父亲是维吾尔族老乡口中的“乌斯塔孜”（意为师傅）。除了农活，父亲在伐木、打井、砌墙、拉锯、木工方面都有两把刷子。但他的本职工作是中学教师。

　　父亲在院中安了刨床，有时“嚓嚓”的刨木声成了我晨起的闹铃，只见那些或长或短、长有突结、带有树皮、其貌不扬的木板，在父亲的刨制下，卷起或宽或窄、或长或短的刨花，木板也好像化了妆似的，变得焕然一新，木纹清晰可见。经过凿、钉、锤、粘等工序，木板就变身为桌椅板凳和橱柜了，再一遍遍打砂纸、刷清漆、上彩漆，崭新实用、精巧时兴的家具制成了。成一件，卖一件，供不应求，家具卖钱补贴家用，我那时也成了伙伴中少数能吃到水果糖的农村娃。

　　我上小学时，父亲重执教鞭。他带的第一届初中毕业班，中考预选了7名考取了6名，在同行中已算很难得了，但他却对母亲说，多年农村劳动已疏于学习，当老师就要不断提升自己，他果断报名参加了当时面向教师的学历提升培训。三餐饭桌上，他与母亲在交流学习所获。现代汉语、古代汉语、历代文选……当时，我虽不知所云，但不经意还是贯入耳中。他平时上班备课讲课、批改作业，负荷满满；下班开荒拉沙、种菜养猪，忙完夜已深，即使停电了，他也要点上蜡烛看一阵书。

　　到了寒暑假，父亲俨然成了学生。他早起会出门背书，饭后给我们三个孩子布置一天任务后，他就坐在八仙桌一侧，摊开书本，又圈又写，不知疲倦。到傍晚，将他写的笔记本交给母亲，在一问一答中巩固当天所学。每个假期，他都要到200公里外的城里去参加考试。寒来暑往，三年过去，父亲取得了大专毕业证书。在他那个年纪的人中这是鲜有的，有人慕名到家里要见一见红本本。

　　寒暑假，也是父亲的“打工季”。有一年寒假，他承包了一截去煤矿的公路，并带我来到工地——一处寻常的戈壁滩。父亲胸有成竹地对着图纸埋设路标，雇来推土机，从早到晚，在机器的轰鸣声中，路见雏形，但高高低低、坑坑洼洼的。父亲说：“轮到我上阵了！”他脱去棉衣，挥舞着坎土曼、铁锨，在凛冽的寒风中，他布满尘土的脸颊上，豆大的汗珠不断地滚落。放眼茫茫戈壁滩，父亲的身影是那么孤单和渺小，但就是凭他的一镐一锹，路面平坦了，路沿有形了，一点点在挺进，一米米在延伸。那截土石路交工了，父亲的寒假也结束了。

　　老屋中的衣柜就是父亲暑假的杰作之一。有一年暑假，父亲开始打制家具。遇到40摄氏度的高温天气，他安排我们多打几桶水，把地面泼湿，照常开工。常见他右耳夹铅笔，一手执尺、一手提刨，弓身起伏，卷起串串刨花；一手持凿、一手执锤，凿出木屑，凿通一个个孔。对缝粘板、榫卯相接，高低柜、衣柜、靠背椅就一件件被父亲“变”出来了。也许是衣柜的用料和工艺不同，父亲尤其钟爱，从农村到城市、从平房到楼房，这个衣柜始终在搬家之列。它也不负所望，用了快40年了，除了光泽不如前，各个部件完好无损。如今，父亲离开我们7年了。这个衣柜，总让我想起父亲那双满是老茧、粗糙不堪的手，而同样是这双手，却能写出遒劲有力、令人赞赏的漂亮钢笔字。

　　老屋里的缝纫机，是母亲的陪嫁。母亲与父亲是自由恋爱的。她选择去遥远的新疆，让外婆又担心又生气，但母亲横下一条心要来，就和娘家的关系闹僵了，原本给她做陪嫁的缝纫机也被负气留在了老家。直到我10岁那年，母亲的陪嫁才被托运到我家。那台蝴蝶牌缝纫机，依旧是出厂时崭新的样子。母亲喜出望外，找出说明书安装好，买来教裁剪的书，拿起粉笔、尺子，在牛皮纸上练裁剪和缝制。衣襟袖笼有样了，裤缝腰线能缝对了，她便开始拆旧改新、拆大改小，巧妙地避开衣服磨破变薄处，让一件件父母的旧衣裤变成弟弟妹妹的一套套“新衣服”。逢过年要买新布，母亲就会查阅厚厚的裁剪书，选择合适的款式，往往做出的衣服比缝纫店的款式还新潮些。耳濡目染，我们这些儿女也都学会了用缝纫机，我也能用缝纫机做出像模像样的床单和被套。过去，一家人的衣服，都叠好分层码放在衣柜，打开衣柜里面满满当当的。如今，我们各自成家、父母也先后辞世。打开衣柜门，望着有些空荡的柜格，我仿佛又看到母亲踩缝纫机的样子，听到父亲说：“你妈妈的技术可以开缝纫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