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与传承——“昆仑”符号中的中华文化记忆

　　【精读新疆】

　　夏国强

　　辽阔的中国版图上，山川湖泊都凝聚着先民筚路蓝缕、风餐露宿开拓建设的印记。五千年之文明精神注入中华大地之中，孕育了浩瀚奔流的大江大河，崇峻挺拔的高山峻岭。山河表里，一体同源的地理空间样貌，连通着土地之上中华民族的血脉根源，各民族沿着河流移动长育，相逢相合，共同谱写着锦绣山河的篇章。因而，先民从生存的自然空间中总结规律来管理社会，在《礼记》中写下承接自然天道“以治人之情”，进一步形成了“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的“共同体”观念，“天”在这里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昆仑山脉是亚洲中部的大山系，山脉全长约2500公里，平均海拔5500—6000米，可谓与天齐同、得天之性，这些特点使得“巍巍昆仑”成为中华宏大叙事的序曲，与“黄河”一起，统山摄水，成为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符号之一。

　　“昆仑”是早期中国梦想：

　　“昆仑”的名字源于“天”，扬雄在《太玄经》中认为昆仑的形状和天类似。从语音变迁的角度来看，昆仑与“穹隆”有音义关联，包含着先民早期仰望天空的思考，有着深而高的内涵。“穹隆”在天，“穹庐”在人，古代天人的呼应，写下了“天似穹庐，笼盖四野”的民歌，也是早期中国“春夏居庐”居住方式的重要体现。在与自然接触的过程之中，中华民族顺应规律，建设家园，形成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朴素天然方式，凝聚着“凿井而饮、耕田而食”的简单纯真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下生活，离不开对“天”的探求。在这一过程中，“昆仑”的基础描绘逐渐形成。

　　《山海经·大荒西经》记载了地理分布的昆仑，在“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其下有弱水之渊环之，其外有炎火之山”，呈现了一幅壮阔的场景，海洋、沙漠、黑赤之水、深渊、火山聚集在一处，环绕着“万物尽有”的“昆仑之丘”，要想到达昆仑，除了路途遥远之外，还需要渡过不能浮起小草的“弱水”，投放任何东西都会燃烧的“炎火”，与猛兽搏斗，“穴处”而居。这些看起来神异的记录，实际是先民跨山越海，共同奋斗的记忆总和。《山海经》“昆仑”地理图景的描绘不仅是早期中国先民行走的物理路径，更是实现物质富足的追求之路，并且烙印在可以感知的真实历史印记里。

　　与《山海经》齐名的《禹本纪》中记载了西北昆仑到东部嵩山的路程，说明在大禹的时代，中华民族已经用脚步丈量了“昆仑”山脉的距离，用昆仑凝聚了大地的力量，完成了水患的治理。治水之土就来自于昆仑，《淮南子》中说：“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以为名山。”昆仑土化为名山，是土地的相连，也是人心的聚合。不论是文物还是文献，都写下了中华民族融合奋斗，治理水患，建设家园的过程。

　　《史记》记录了大禹奉帝命，联合益、后稷，集合各部族的力量治理水患的故事，《墨子》在“兼爱篇”中说治水之利帮助到了北方“燕代胡貉与西河之民”，东方“冀州之民”，南方“荆楚、干、越与南夷之民”，可谓天下受利。这些功绩被刻在了金石之上，西周时期《遂公盨》的铭文说“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乃差地设征，降民监德”，详细记下了治水之后调整各地差别，共建家园的史实。“昆仑”的水土长养人民，成为“万物尽有”的梦想之地。

　　“昆仑”家园在大禹挖掘昆仑土治水时，以神奇的梦幻形式被发现。打开昆仑盲盒，其中有高百万丈的九重城市和大量物产：有“其修五寻”的巨大禾苗树木，四边有带来光明，让人不老、不溺、聪明的“珠树、玉树、璇树、不死树、沙棠、琅玕、绛树、碧树、瑶树”各种树木，还有“饮之不死”的丹水。寄托在这些神异描写背后的是先民对食物丰富、身体健康、交往交融、增长智慧、延长寿命的美好期盼和生活实践，并将这些祝愿以“不死”的形式周而复始，代代传递下去。从昆仑出去的河水、赤水、弱水、洋水，流往四方，是“帝之神泉，以和百药，以润万物”，喻指先民把“昆仑”文化精神和梦想传播开来，吸引更多的部族，实现共同的繁荣。

　　“昆仑”是天人和谐高地：

　　居于西北的昆仑山脉，在地理上是中央山系，在文献中是诸水之源，万山之祖。《淮南子·地形训》把“昆仑之丘”分成了不死的“凉风之山”，能驱使风雨的“悬圃”和太帝所居的“上天”，随着人类的攀升，将会逐渐获得巨大的能力，上可以通天。而《山海经》则说西北的“昆仑之虚”是“帝之下都”，是人文始祖黄帝的都城，下可以接人。“昆仑”连接了天和人，因此《禹本纪》说“昆仑”在天地之中，汉代地理书《河图括地象》将它解释为“天中柱”。“昆仑”既是天人沟通的桥梁，也是人类获取自然力的重要途径。

　　带领民众掌握并顺应自然规律的祖先，也就被列入到昆仑山的境域之中。王逸注《离骚》“悬圃”说：“受道圣王，而登神明之山”。可以说，昆仑山系的高大禾谷、丹水玄玉、不死神树，都是现实中人类始祖们革故鼎新、创造发明所带来的生活改善和力量传继，“昆仑”的相关记载也为我们展现了这一过程。

　　首先，我们在《山海经·海内经》《淮南子》中看到，与昆仑山同样具有连通天地功能的“都广之野”，既位于“天地之中”，也是神农后稷的埋葬地。它有着和昆仑类似的描述，其间充满了各种各样丰硕的“菽、稻、黍、稷”等常见农作物，而且一年两季播种，“百谷自生”，鸟兽成群聚集，树木自然生长。这样的理想之地，与后稷是发明农耕的始祖，能够顺应自然规律、教民稼穑、率民繁衍密切相关。其暗喻着无论是平旷之野，还是高山之巅，昆仑和随之同步的“天地之中”都在描绘着中华民族重视寻觅自然地理协调的“宝地”，取其“中和”来长育人民、发展部族的朴素实践。

　　其次，《山海经·西次三经》说居于昆仑之丘的黄帝在峚山发现了“丹水”之中的“白玉”，产出的“玉膏”可以灌溉出令人食之不饥饿的丹木，并且还能把峚山玉荣投放到钟山中生长。这些记载突破了后稷找寻“百谷自生”的界限，从昆仑出发，化自然力为人力，走创新发展之路。

　　又次，《淮南子·地形训》中记录了能够让众帝在天人之间上下的“建木”，位于天地之中“都广之野”，并具有一项“日中无影”的神异功能。简而言之，就是正午时，人或物体如果无影，就说明太阳直射在物体之上，也就是处于天地之中。观察日影是先民推测太阳和地球距离的一种方法，在《周髀算经》记载了通过正午“立竿无影”来推算“夏至”和“冬至”时太阳的最近和最远距离的技术，藉此确定历法，使得农业生产变得可以控制。天然富饶的“天地之中”伴随着先民开拓能力的提升，而逐步转化为可以再造的富民之地，才在真正意义上完成了自然规则的探索。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个过程之中，“昆仑”又从物质创造转向与社会政治生活的结合。《周礼》中把这种找寻“天地之中”的方法变为求“地之中”，并且说这里是“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所谓天地、四时、风雨、阴阳的会合，就是用和谐平顺的自然环境来聚集各部族的民众，物阜则民丰，可以成为立国之本。《路史》中“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从寻找“昆仑”到移动“昆仑”而至于创造“昆仑”，从自然风貌到美好期望再至于社会实践。昆仑文化体系在中华先民努力建设的生活实景中逐渐丰富，成为中华天人和谐文化的核心要素。西望“昆仑”，其居西北高原而俯瞰河川，处天地之中而敬祖同源，在地理和心理上构成了人与自然和谐的双重高地。

　　“昆仑”是天下大同愿望：

　　“昆仑”处于天地之中，而用以测定日影、寻求“地之中”的建木也处在“弱水”之上。“弱水”环绕“昆仑”，建木当然位于“昆仑”的核心区域。因而，“昆仑”既是天地空间的“天地之中”，也是大地的“地之中”。先民通过观测太阳来确定大地的中心，以天之“穹隆”来覆盖地之“四边”，“昆仑”就从天地之中变成了天下之中，中华民族仰望天空的视野让“昆仑”自西北高地转向了天下中心，蕴含了“天下大同”的宏伟眼界。晋代张华在《博物志》中引用《河图括地象》说：“其山中应于天，最居中，八十城布绕之”，传统的中原地区在昆仑东南，受昆仑黄河的哺育，“居其一分”，是“好城”之一。而环绕的其他诸城，则构成了整个天下。

　　文化的记忆和美好的追求往往寄托在故事之中，《海内十洲记》详细描绘了昆仑山上中心城市“天墉城”的美景，方圆千里，城市里都是黄金玉楼，构成“五台十二城”的恢弘建筑格局，周边满是“流精、光碧、琼华、紫翠、景云、朱霞”等华丽的房屋陈设，由西王母来管理。金玉制造的建筑群庞大光华，又能包含万物，是为“理九天而调阴阳，品物群生，希奇特出，皆在于此”。可见“昆仑”之城不但物资富饶，而且与自然相和谐，各类物种都有所保留，有强大的可持续性。在这个传说里，“昆仑”就是天下资源集中之地和发散之源，先民们从此出发，不断用智慧融汇出新的“昆仑”。在文献记载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留守在这里的管理者西王母与从昆仑出发探索的中华民族早期部族保持着不断的血脉联系。《竹书纪年》记载周穆王十七年，周穆王来到这里与西王母相会，《穆天子传》中还记录周穆王的活动，他“觞西王母于瑶池之上”“升于昆仑之丘，以观黄帝之宫”，既是来访，也是探源。

　　先民们把“昆仑”打造为精神家园，以黄帝为号，把创造出的物质精神财富、曾经作出伟大贡献的先贤都置放在“昆仑”，具化为稳固的“金城”，为天下奔走之人提供保护和归属，并衍生出“昆仑”神话体系，“盘古、伏羲、女娲、西王母、黄帝、后稷、嫘祖、后羿、嫦娥”等历代圣贤都以其对人类的巨大贡献和求索而名列其中。“昆仑”与天空、大地、城居化为一体，以“天下之中”汇聚着人类生存空间的智慧与力量，其融汇中和的特点，也转化成为中华民族治理天下的政治理念，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贾村镇出土的周成王时期的何尊铭文说：“宅兹中国，自兹乂民”，如何“宅兹”，《史记》记载了周公对成王营建都城的意见：“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就是保持公正平均来凝聚天下的人民。“昆仑”既是联通天地的中轴，也是天下万民的中心，“共同体”意识在这里得到了明确的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