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分挖掘和有效运用新疆各民族交往的历史事实考古实物文化遗存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新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 党志豪

　　新疆考古发现探索了中华文明起源的新疆篇章，实证了历代中央政权对新疆的有效治理，见证了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要围绕一些重大历史问题集中力量攻关，构建科学而切合实际的新认知体系，加强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疆视察时指出，“要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研究，充分挖掘和有效运用新疆各民族交往的历史事实、考古实物、文化遗存，讲清楚新疆自古以来就是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和多民族聚居地区，新疆各民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血脉相连、命运与共的重要成员。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把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发扬光大。”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新疆文物考古事业的殷切期望和深情嘱托，是引领新疆文物考古事业前行的强大思想武器，是做好新时代新疆文物考古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新疆考古发现的成就与贡献

　　新疆考古发现探索了中华文明起源的新疆篇章。

　　新疆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大约距今250万年，喜马拉雅山脉抬升，帕米尔高原隆起，成为隔断东亚与迤西地区的高大屏障。由此产生了两方面重要影响：一是新疆和以东地区的联系更为便利；二是新疆成为东亚和迤西地区陆路交通的重要枢纽。新近发现距今约4万年的吉木乃通天洞遗址，出土大量勒瓦娄哇技术生产的石制品，证实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该区域即是欧亚大陆东西方人群迁徙和文化交流的节点。

　　约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新疆进入青铜时代。阿勒泰切木尔切克墓地、若羌小河墓地、古墓沟墓地、哈密天山北麓墓地等成为新疆早期青铜时代文化的典型代表。切木尔切克文化与欧亚草原其他文化可能存在联系；沙漠腹地的小河与古墓沟墓地独具特色；天山北麓墓地与甘青地区同时期文化接近。这些发现一方面展现了早期中华文明丰富多彩的面貌，也可以看出新疆在文化交流方面的特殊重要性。

　　公元前1000年以后新疆进入了铁器时代。在南北疆地区均发现了这一时期的大量墓葬材料，文化面貌进一步受甘青地区的影响。这应该是甘青地区人群大量进入新疆所产生的直接结果。尤为重要的是在托克逊阿拉沟、玛纳斯等地的墓葬中出土来自中原地区的丝织品、漆器、铜镜等，反映出该时段新疆与中原的密切联系。同时也可以看出，这个时期新疆各地的经济形态相对单一，总体也欠发达。直到汉代以后，情况才有了根本转变。

　　新疆考古发现实证了历代中央政权对新疆的有效治理。

　　公元前60年，汉设西域都护府作为管理西域的最高军政机构，标志着新疆正式成为中国版图的一部分。经过几代考古工作者的不断努力，西域都护府治所遗址的探寻逐步深入。由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联合开展的“两汉军政设置考古”工作取得重要进展。轮台县奎玉克协海尔古城遗址的考古发掘表明，春秋时期塔里木盆地已经形成城邦，这成为后来中央政权管理西域的重要基础。在卓尔库特古城，发现了新疆目前城址内单体规模最大的房址，确定为汉晋时期新疆地区高等级城镇遗址。随着中央政权管理的加强，西汉后期，西域都护府由乌垒西迁至龟兹它乾城。考古发掘和出土遗物表明，新和县乌什喀特古城为它乾城所在。

　　汉以后的历代中央王朝均在西域设置军政管理机构，如魏晋西域长史府，唐安西都护府、北庭都护府，元尚书行省，明哈密卫，清伊犁将军府等。若羌县楼兰古城、新和县通古斯巴西古城、吉木萨尔县北庭故城、霍城县惠远古城等重点遗址的调查与发掘，可以和上述重要机构设置相对应。从这些遗址来看，国家对新疆的有效治理不仅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也推动了文化繁荣进步。

　　文字不仅是国家施行管理的一个必要工具，也是文化认同的重要基础。新疆历史上虽然曾经使用过多种语言文字体系，如佉卢文、婆罗米文、于阗文、粟特文、突厥文、回鹘文、蒙古文、察合台文、满文等，但汉文始终是官方使用的主要文字，也成为维系各民族交流交融的重要纽带。尼雅遗址出土的《仓颉篇》汉简残文、库车出土的《千字文》、楼兰出土的《急就篇》，说明新疆从汉代起就推行全国通用的识字课本。阿斯塔那墓葬中出土的《尚书》《毛诗郑笺》《礼记》《孝经》等抄本残卷，证实汉文学习已成为新疆各族人民的日常内容。楼兰、尼雅墓地出土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延年益寿”“长寿明光”等珍贵丝织品，展示了新疆古代城邦对中原文化的高度认同。

　　对中原文化的认同体现在新疆古代先民生活的诸多层面。比如，在哈密拉甫却克，吐鲁番阿斯塔那、交河沟西，楼兰、库车、焉耆等地区发现大量魏晋隋唐时期墓葬，均采用汉式墓葬形制。古人“事死如事生”，墓葬采用汉式形制说明墓主人生前对汉文化的高度认同。

　　新疆考古发现见证了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

　　历代中央政权的有效治理，从国家层面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入选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尉犁县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为研究唐代安全保障和维护丝路畅通提供了许多珍贵资料。

　　丝路的畅通推动了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最直接的反映在新疆发现的宗教遗存上。吐鲁番、新源县等处出土的青铜双兽铜盘、青铜走兽祭台是起源于伊朗高原的祆教进入中国境内的早期实物证据；吐鲁番、焉耆、库车、吉木萨尔等处发现的纳骨器是新疆祆教徒的重要遗物，可以和文献中对魏晋隋唐时期新疆流行祆教信仰的记载相印证补充。

　　佛教遗迹是新疆现存数量最大、种类最多的宗教遗存，既有地面佛寺也有石窟建筑。已发掘的佛寺遗址有丹丹乌里克遗址、达玛沟佛寺、苏巴什佛寺、七个星佛寺、白杨沟佛寺、北庭西大寺等，石窟主要有克孜尔石窟与吐峪沟石窟。这些矗立在天山南北、戈壁山崖的寺院与洞窟印证了佛教长期在新疆地区流行，并拥有强大的影响力。

　　随着回鹘西迁，摩尼教传入新疆。高昌故城曾出土摩尼教壁画，柏孜克里克、胜金口、吐峪沟遗址也发现摩尼教洞窟。景教也是公元9世纪回鹘西迁后流行于新疆的一种宗教。吐鲁番高昌故城景教堂、西旁景教寺院遗址、霍城景教墓顶石、奇台唐朝墩古城的发现，印证了景教在新疆的传播。公元10世纪后，喀喇汗王朝的萨图克·博格拉汗皈依伊斯兰教，开启了新疆伊斯兰教信仰的前奏。

　　多种宗教之所以能在新疆共存，就在于中华文明尚和合、求大同的文明特质，造就了各文明的交流交融。

　　宗教的本土化也是文化认同的重要表现。在新疆发现的祆教遗物，佛教的洞窟、壁画，摩尼教、景教的壁画、写本，乃至于哈密回王墓等伊斯兰教建筑，都可以看到中国本土化的趋向，这也是外来文化适应中国的必然选择。

　　新疆考古发现以实物的形式呈现了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也有力地表明国家对新疆的有效管理大大促进了经济、社会、文化的巨大进步。

　　为文化润疆贡献新疆考古力量

　　要围绕一些重大历史问题集中力量攻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继续探索未知、揭示本源”“要围绕一些重大历史问题作出总体安排，集中力量攻关，不断取得新突破”。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后，新疆考古工作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在一些关键性问题上有突破性进展，但总体看来还存在不足和缺环，仍需要在今后集中力量，下大力气着手解决。田野考古是考古研究的基础，考古发现的遗迹、遗物是古代人类活动的遗痕，是历史最生动的教材，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我们要扎根田野，扎实梳理新疆考古研究中的空白点与关键点，围绕新疆史前文明格局与演进、汉至清代中央政权对新疆的治理模式与文明演进路径等重大课题开展发掘、研究工作，完整准确讲述新疆古代历史，讲述新疆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讲述中外文明交流史。

　　要构建科学而切合实际的新认知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需要把考古探索和文献研究同自然科学技术手段有机结合起来，综合把握物质、精神和社会关系形态等因素，逐步还原文明从涓涓溪流到江河汇流的发展历程”。

　　新疆考古材料展现出的文化面貌既有自身的特质，也有交流借鉴的形态，采用不同理论、不同方法对考古材料进行解读，将会构建出不同的历史面貌。立足中国自身的文化发展脉络和规律，探索研究新疆古代文化的新理论、新方法，构建科学而切合实际的新认知体系，是未来新疆文物考古研究工作的根本所在。做好这方面的工作，也有利于推动建立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明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要加强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中华优秀文明资源。”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要继承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的中华民族基因，赓续中华民族血脉。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的目的是为更好利用，只强调保护而不重视利用是片面的。在做好保护工作的前提下，结合现代科学技术手段，用老百姓听得懂的语言、看得明白的方式，创造性地展示文物和文化遗产，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是未来新疆文物和考古工作必须深入研究、积极推进的重要课题。不仅要让文物活起来，让老百姓感知中华文明，更要让遗迹立起来，建立中华文化地标体系，让老百姓走进其中，接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